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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澍[清代总督] - 贡献
总督漕运部院
陶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和领袖。林则徐、贺长龄、姚莹等都是陶澍的下属，魏源、包世臣等是陶澍的幕僚，汤鹏、龚自珍、黄爵滋等则视陶澍为师友；陶澍的《蜀輶日记》是当时最重要的经世著作之一，探讨了六省关于水利、漕河、财政、盐务、治安、兵防等方面的问题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；当时改革派引为自豪的两大改革成果即海运与票盐，都是在陶澍的领导与主持下完成的。
陶澍所在的两江地区，是清朝财赋之区，漕粮、盐课居全国之首，又河湖港汊密布，是水利工程重点地区。陶澍在两江兴利除弊，推行改革，成就显著。后人将陶澍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、改革家桓宽、刘晏相提并论。
爱民忧国，济人利物
陶澍，湖南省安化县人，生于边远农村，幼年时打过柴、放过牛、捕过鱼，粗茶淡饭，比较接近和了解广大人民生活与疾苦。因此，懂得“民心”、“民力”的重要，“民本”思想在陶澍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并具体地表现于他对人民的重视、关心、同情、爱护、保护等诸多方面。他重视农业生产，教农民种植双季稻，兴修水利；关心人民生活，每遇灾荒，总是深入灾区积极赈济；同情人民的困苦，多次向朝廷反映人民的困难，申报减税缓赋；保护人民的安定生活，对欺压人民的官吏、恶棍，竭力惩处。他的许多诗歌，更形象地说明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广大的老百姓。如：吃饭不忘耕夫，“常恐七尺身，远愧一囊粟。”喝茶不忘茶农，“谁知盘中芽，多有肩上血。”充分表达了他对广大老百姓的深切关怀。
陶澍在负责治水时处处想着民众，特别注意继承传统又不泥成说，敢于改革，勇于创新。如治理淮河时在两岸筑堤束水，提高洪泽湖水位，蓄以敌黄。在治理洪泽湖时，针对黄河倒灌造成洪泽湖淤积成灾的实情，疏通与洪泽湖相通各水，又抽水入湖，设法增加洪泽湖水量，从而使黄河之水难以倒灌入湖。在治理吴淞江的历史中，都是在入海处修建石闸，当海潮来时，关闭石闸，以防泥沙进入；待海潮退时，开启闸门，使江水畅通入海。陶澍经过实地考察，发现建闸有阻止大海泥沙进入吴淞江的作用，也有使海湖泥沙停于闸外、江水泥沙淤于闸内的害处，且害大于利。海潮有挟沙而来的本领，但退潮亦有挟沙而去的力量，且能稍带挟走江流冲下的泥沙；对比之下，退潮的作用更多、更有利。建闸费工、费力、费财，且有阻碍船只往来之害，不利交通。故陶澍改“建闸拦潮”为“撤闸通海”。在治理浏河、白茆河时，陶澍经过实地考察，决定将浏、白二河挑成不通海的清水长河。这是因为：浏、白二河“尾阎皆有堈身，外高于内，若必开通海口，恐潮汐倒漾，转易停淤，且口门皆有拦沙，挑浚倍为费力。即开通之后，涨沙恐复相连。今为农田起见，期于利灌溉而便疏消，则莫若挑成清水长河。不必求通海舶，既节目前之工费，且免日后之受淤。其为利益农田，似有把握。”这一创举受到魏源的高度赞赏。
陶澍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公认和回报。“回京复命，江南人至于攀辕洒，又于扬州之雨花庵设立长生禄位。”陶澍在安徽赈灾，灾区的百姓“流移、老疾、孩稚，皆有所养，殍殣者有所痤，民不知灾，芜湖绅士建旬宣康保之坊。”陶澍任川东道一年，政声大著，离开时，重庆阖郡父老随行相送，依依不舍，绅民作歌：“来何暮，去何速，何时再来蜀民福。”时陶澍乘官船沿长江东下，两岸“多情父老挈儿童”挥手流泪相送，蔚为壮观，面对此情此景，陶澍亦“几行热泪对西风”。当陶澍病逝，“讣音所至，寮吏军民莫不陨涕，两淮盐商感公德惠，醵金赙奠。”
勇于任事，敢负责任
陶澍画像
陶澍自称“生性素锐，每以没世无称为惧。”遇事能“奋不顾身”，有始有终。陶澍非常钦佩历史上以天下为己任、奋发有为的英雄人物，尤其是张居正不顾阻力和反对，不避嫌怨，整肃吏治，起而改革，选贤汰庸，终于开有明一代新风。陶澍非常佩服张居正的勇气，称其为“旷古之奇才”。
陶澍为政，处处体现了勇往直前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。他巡视中城，仅十个月，处理各种案件八百多个；巡视南漕，半年内运输漕米五百余万，为嘉庆朝所仅有。在人人视为“难治”的川东，他快刀斩乱麻，接连解决了灾民闹事、私盐横行、诉讼积压的大问题。在“亏空大省”安徽，钱粮轇轕，曾五次清查，未有结果；他知难而上，“治丝理棼”，使三十多年的亏空糊涂案“豁然一清”。
有清一代，漕粮的河运与海运之争，基本上没有停止过，改革派积极创议海运，保守派则始终坚持河运。道光初年，海运与河运之争更加激烈。陶澍对海运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全面的论述，强调了海运的可行性，消除了道光等人的疑虑，终为道光所接受。道光六年（公元1826年），陶澍将江苏漕粮160多万石分两次由上海启航，安全运抵天津，运费大省，米质优良，震惊朝野。海运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商人的支持。陶澍亲自出面，发布告示，组织了上千只沙船进行海运。上海的沙船帮，是一个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船商集团。海运中，沙船商人都获得了高额利润，有的更得到了政治地位。同时，海运的成功，又促进了商业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发展，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，并且有利于平抑物价。交通便利，物价下降，必然提高人民的购买力，有利于商业发展。
商业资本在海运中的发展，直接侵犯了一部分官商的利益，必然会遭到坚决的反对。陶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，却能突破阶级局限，支持海运、首创海运，依靠商人，促进商业活动。不仅表明他有过人的胆量，敢于与强大的守旧势力作斗争；而且更说明他有过人的见识，能不失时机地看到商人、商业资本的力量，并利用其为改革事业服务。陶澍的胆识确已超过同代人的视野，这也是陶澍能成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核心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漕粮海运是对封建漕运官僚集团的严重打击。有清一代，漕运官僚集团一直把持漕运、垄断漕运，早已腐化堕落，成为社会的寄生虫。他们利用特权，大设“陋规”、“常例”，大肆勒索，贪污中饱。海运的实行，等于掐断了他们的财路，对腐朽的封建势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。同时，海运的实行，使广大农民群众不至于成年累月地忙于治河、运漕、护河、护粮等无休止的劳役；也免除了漕运官员、运弁、旗丁的勒索、侵扰。农民减少了负担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。
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，陶澍兼任两淮盐政。第二年在淮北果断地废除纲盐制，改行票盐。明清以来，纲商世世相承，与盐政官员勾结，把盐业当做自己的世袭领地，不许他人染指。实行票盐后，打破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，无论何人，只要照章纳税，均可领票运盐。同时，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陈规陋习，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盐运输途中实行“改道不改捆”。即改变食盐的运输路线，尽量做到一水通达，中途不盘坝、不改捆。原来纲盐在运输途中，要反复改捆、过坝、换船、装车、查验，盐斤损失很大，以至“盐仅七成”。实行票盐后，运道便捷，人力、时间、费用都大大节省。
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，是对封建官商垄断盐业的严重打击，故而经过了激烈的斗争。陶澍指出：“挂名总商者，率多坐食盐规之辈，名为盐商，而并不行盐，徒为盐务之蠹。”又说：“蠹商被革，干俸全裁，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、数百金者，俱多怨恨，吹楚多端。”纲商没有了特权，自然不甘心失败，他们和盐政贪官、以及从盐务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勾结，向陶澍发动了猖狂的攻击。一方面，由与纲商利益相连的官员出面，如御史鲍有恒、周彦、许球先后弹劾陶澍。另方面，则对陶澍进行人身攻击，他们“相斗纸牌，绘一桃树，另绘一人为伐树状，以寓诅咒。”可见，当时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！陶澍对票盐的推行，非常坚定。一方面，对反对派官僚的攻击，陶澍针锋相对，寸步不让。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强调票盐有利而无害。并以盐销课裕的事实，争取了道光的坚定支持，使反对派的阴谋一一破产。另一方面，对垄断纲商，则革职废窝，取消特权，追缴欠课，抄没家产。原来富贵胜过王侯的垄断纲商，因票盐的实行而急速地衰落。
陶澍对盐政的改革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使两淮盐场由“商疲、丁困、引积、课悬”的危困局面，转变为“盐销、课裕、商利、民便”的兴盛形势，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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